深夜整理旧物时,一本边角卷起的《平凡的世界》掉出来。书页间还夹着初中时写的纸条:“孙少平被骂‘穷酸’还能挺直背,我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配?”墨迹已淡,却突然戳破记忆的茧——原来那些藏在“阳光”背后的发抖,那些“怂”到骨子里的退缩,都来自童年里挥之不去的否定声。
我的否定型人格,是从父亲的皮带扣响开始的,是从楼下被折秃的灌木开始的。
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考了55分,他捏着卷子吼:“这么简单都错,你是猪脑子吗?”;初中运动会拿了第三名,回家报喜时他冷笑:“跑不过别人还有脸笑?”;就连高考前一晚,我紧张得失眠,他站在门口说:“考不好别回来,丢人现眼。”
这些话像细针,一根根扎进幼年的神经里。我学会把情绪拧成绳结:被打后躲在被子里咬着枕头不敢哭,被同学欺负时缩在厕所隔间发抖,甚至在父亲面前,我会自动变成“哑巴”——他问话,我答“嗯”;他提要求,我点头如捣蒜。童年的我总觉得,自己是颗被嫌弃的种子,连发芽的资格都没有。
后来读《穆斯林的葬礼》,看到新月被养母韩太太无意识的否定压得喘不过气,突然懂了那种窒息:否定型人格的童年,连“美好”都是偷来的。我会在放学路上蹲下来看蚂蚁搬家,因为那是唯一不用被评判的时刻;会把考卷藏在书包最深处,因为“优秀”会被解读成“运气”。
长大后,我成了朋友眼里“有点阳光就灿烂”的人。
同事夸我方案做得好,我能笑着回十句俏皮话,我很享受所谓“帮助别人”带来的虚荣;聚会时大家聊起童年,我举着啤酒说“我家老头管得严是爱我”;甚至谈恋爱时,我会在对方难过时急着讲笑话,生怕自己流露出半分脆弱。可只有我知道,这些“阳光”是层脆弱的壳——项目出了问题,我第一反应是“肯定是我能力差”;恋人稍微冷淡,我就翻出童年被否定的记忆反复咀嚼;甚至路上被陌生人瞪一眼,我都会在厕所镜子前练习微笑,怕自己“看起来不好惹”。
就像《挪威的森林》里的渡边,表面和绿子说说笑笑,深夜却被直子的阴影笼罩。我的“怂”从未消失,只是换了件外衣:以前是被打后说不出话,现在是遇到责任不敢扛;以前是父亲面前装哑巴,现在是挑战面前先认输。
直到去年冬天,项目失败,我负责的部分出了疏漏。会议室里,领导还没开口,我已经手脚冰凉、声音发颤。散会后躲在楼梯间,眼泪砸在地板上,突然想起《苏菲的世界》里那句话:“真正的成长,是意识到‘我’不是被定义的标签,而是不断追问‘我是谁’的过程。”
那天之后,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“自我救赎”。
我不再急着用“阳光”掩盖脆弱。当又想说“我不行”时,会停下来问:“这是事实,还是童年的声音在说话?”我读《白鹿原》,看白嘉轩被命运捶打却始终挺直腰杆,突然明白“坚韧”不是从不跌倒,而是跌倒后愿意捡块石头垫脚;我翻《万历十五年》,学黄仁宇用“大历史观”看自己——所谓“否定型人格”,不过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叙事,不是永恒的宿命。
最艰难的是处理身体记忆。被父亲吼时发抖的条件反射,在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,我试着把“危险信号”重新编码:“那是过去的伤害,现在的我安全。”我开始写“肯定日记”,每天记下一件“我做得不错”的小事:“今天主动帮同事递了文件”“面对质疑时没立刻道歉”。这些琐碎的文字,慢慢织成一张对抗否定的网。
现在回头看,那场自我重塑用了十几年。我依然会偶尔紧张,会在压力下犹豫,但不再急着否定自己。就像《基督山伯爵》里邓蒂斯在监狱里数日子,我知道每道愈合的伤疤,都在把我往光里拉。
写下这些,不是为了控诉童年,而是想告诉和我一样的人:
否定型人格不是你的错。那些“我不配”“我不行”的声音,是过去伤害留下的回声,不是你真实的模样。改变很难,可能需要十几年,甚至一辈子,但每一步自我接纳,都在让光透进来。
也想对身边的人说:如果遇见总在自我贬低的人,不必强行“鼓励”,哪怕是沉默的包容,也好过一句“你怎么这么没用”。否定型人格的世界本就布满荆棘,你的无心之言,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。
合上《平凡的世界》,窗外的月光漫进来。这些年我终于懂了:孙少平的伟大,不是战胜了苦难,而是学会了与苦难和解;我的成长,也不是彻底摆脱否定,而是终于敢对自己说:“你很好,值得被爱。”
否定型人格的终点,从来不是“永远阳光”,而是能坦然说:“我曾是个被否定的小孩,但现在,我在走向自己的光明。”
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追光者,也愿世界对我们多些善意——毕竟,我们都曾在黑暗里,走了太久。(全文完)
注:文中的“我”是“我们”的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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